北京走私辩护律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盈科全国再审申诉与死刑复核专业委员会（防冤纠错）主任车行义律师认为：江老师您好！中国的事情，不能够完全用法理来推断。立足现实，才能改良现实。搜狐文化也好！我相信你们对刑诉法与行诉法是两部并列的法律常识是知晓的。改良现实，从自身的认真、专业和缜密开始。

法学家 江平

中国立法进程的重要见证者。

1990年卸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之后，江平主持和参与制定了多部法律：主持起草《信托法》，专家稿包括公权、私权两部分，但最终确定公布的《信托法》，公权部分给删掉了； 主持起草《合同法》，小组组长的任命“就是领导一句话”；《物权法》，因为所有权争议“一波三折”……他留意到，《行政诉讼法》出台时高层倒无障碍，只是多年后可以“民告官”的百姓依然不敢。

年过八旬了，这位参与制定过《民法通则》的老先生，“法治天下”何时梦圆

       本文转引自江平新浪博客 原载搜狐文化

中国的事情，不能够完全按照法理推断

搜狐文化：你参与过多项立法工作。1990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位置卸任后，你主持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哪部

江平： 卸任以后，第一部法律应该说是《信托法》。我是七届人大常委，八届人大我就不是常委了，但是八届人大是乔石是委员长，乔石主张专门委员会来立法，跟后来吴邦国不一样，吴邦国主张专门委员会更多的是监督法律的执行。

当时，作为八届人大委员长的乔石，领导的财经委员会要制定10部法律。这规模很大。当时董辅礽教授负责《破产法》，厉以宁教授负责《证券法》。《信托法》很多人不太了解，当时我们国家在信托制度上启动的经验也不多，更多是借鉴国外的，因为他知道我带的博士生周晓明就是专门研究《信托法》的，就让我来主持《信托法》起草。

《信托法》的起草怎么样进行呢当时请的一个日本专家叫中野正俊，他是日本《信托法》的教授。财经委员会请他吃饭，交谈了《信托法》的问题。因为日本是《信托法》起草比较早的国家，它1922年就搞了《信托法》。在英美法的国家里面，《信托法》最早在英国、美国，但日本是属于大陆法国家，大陆法国家几乎没有信托制度，而日本是大陆法国家引进信托制度最早的，所以请了中野先生。

中野先生那天正好从十三陵回来，他就兴致勃勃地说，这个十三陵为什么不可以搞公益信托如果搞，参观的人肯定会比现在多，社会效益肯定也会比现在好。当时我也产生一个想法，我想如果徐悲鸿纪念馆能信托给中央美术学院，那它的社会效益肯定会好多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就是有些事业可以由一些民间机构来搞信托。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中野先生知道我们要搞《信托法》，专门安排了日本的一个信托银行，邀请我和周晓明到那去考察，我们在日本考察了半个月。

这笔钱是由日本一家信托银行出的，包干给我们用，但是呢，给安排住的宾馆花费很高。那会儿，中国教授收入还很低，于是我们离开了对方安排的宾馆，住到了朋友家里。

搜狐文化：这是哪一年

江平：1994年，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

搜狐文化：当时《信托法》的必要性在哪里

江平：担任《信托法》起草小组组长后，我参加过多次有关信托实务状况的座谈会，对中国的信托业状况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自从1979年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以来，到1986年，通过各种渠道设立的信托机构就达数百家之多。到1993年后我们开始起草《信托法》的时候，国内各地信托投资公司纷纷成立，粗略统计也有四五百家之多。

而此前的信托法规不光调节范围过于狭窄，只适用于营业信托，一般的民事信托，则未被纳入其调整之中，而且其内容几乎都集中于对信托业的纵向行政管理上。

搜狐文化：在日本，主要考察什么

江平：了解了日本的信托业情况，信托的几个制度到底怎么执行的。那时候台湾也正好搞《信托法》，台湾有个考察团，是台湾当时法制局的局长叶赛英，一个女的，她带领了一个人在那考察，当时我们没什么接触，但知道了大陆和台湾几乎同时代有信托。

但是，后来《信托法》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原来起草的《信托法》里面既包括了信托的法律制度，也包含了信托业设立的情况，但是后来一分为二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分开了。

搜狐文化：对个人信托没有写进《信托法》，你也很惋惜

江平：是。我们现在的信托，实际上都是商业信托，所谓商业信托都是有信托公司在那搞的，个人信托实际上是民事信托了，民事信托我们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可以说，这是一个遗憾吧。

信托的税收问题始终没解决。台湾《信托法》通过了以后，非常重要的是马上通过了七部有关信托的税收法律，我们没能这样。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很大的空白。当然，里面信托业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英美国家，信托财产等于是受托人的，我交给了信托机构管理这财产是受托人的，我们现在写得很含糊，从交付信托财产时，这个什么是交付信托财产呢，是不是财产转移了留下了一个很模糊的空间。

搜狐文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江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的信托有许多是取决于监督管理机构它的意见，比如说监督管理机构现在是银监会来管信托，它的态度就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院。法院在执行这个问题时候，法院持什么态度也是很关键。这两个问题到现在来说还是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这个模糊的空间到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

搜狐文化：当时制定《信托法》时，领导的小组大概有多少人

江平：制定《信托法》时，当时领导小组有些人，具体的工作小组那就人不多了。当时就是周晓明和我的一些博士生，跟王连洲，王连洲是当时财经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他们三四个人作为工作小组。

搜狐文化：工作小组，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么

江平：有，就在财经委，因为我们的费用也是财经委员会，项目也是财经委员会组织的，具体人员也包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以，王连洲是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他是财经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搜狐文化：从1994年日本考察到回来，再至拿《信托法》初稿到最后通过，历时多久

江平：也就是两三年，两年左右就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就把专家的起草稿交给了财经委员会，我们就算任务完成了。交之前，我还请了谢怀栻和魏家驹两位专家把关。

搜狐文化：后来通过的稿子，跟起草的专家稿有没有差距

江平：当然，差别还不少。专家稿包括了公权和私权两部分。但是，最终确定公布的《信托法》，把公权部分都删掉了。两部分就剩下一部分了，就是本来我们这个《信托法》既包括了信托财产关系，也包括了它信托公司信托业怎么成立，现在把那部分都删掉了，只剩下一个财产法了，就是信托从法律关系来说这部分的法案。

那么，从财产关系来说，应该说变化了不算太大，因为它是纯法律的制度。但是，刚才讲了到底信托财产从什么时候算转移，这个问题上是一个最大的分歧点。

搜狐文化：这种删改，作为亲历者有何感受

江平：立法工作向来都是这样的，有遗憾，又不遗憾。所谓“不遗憾”，《信托法》从无到有，这就不简单。现在对信托专门立法了，而且基本的法律关系规定得很清楚，一个信托关系里面谁是委托人，谁是受托人，财产关系怎么来定，这个基本法律有了。所谓“遗憾”，任何专家起草的文件跟最后通过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对专家来说，起草的稿件是理想主义的。我是按照法理正统来解决法律上应该怎么规定它的关系，但是中国的事情也不能够完全都按照这个法理来推断，所以有的事情一到时间就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搜狐文化：当时做这样的改动，他们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江平：中国的立法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公开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立法过程本来是一个很公开的事情，但是立法的过程常常没有透明度。

这个没有透明度不仅在当时没有透明度，在法律通过了之后也没有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报告书，比如我通过了《信托法》，我要写《信托法》的一个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面有说明当初在几次开会讨论的时候，有哪些单位来参加，哪些单位谁来参加，他们的意见都是什么，没有。法律委员会讨论了《信托法》，法律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有哪些意见，谁是什么观点，也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不知道在这个法律通过过程中，哪些单位对这个法有什么建议的意见，修改的意见，没有，这是个很大的缺陷，它的透明度不够。

搜狐文化：就删除的那部分，财经委最后有没有给你说法

江平：哪有。

江平

“领导一句话，成了起草小组组长”

搜狐文化：除《信托法》之外，你当时还是《合同法》专家起草小组组长

江平：《合同法》专家起草小组组长”，怎么说呢这必须要提王汉斌。王汉斌原来一直在全国人大负责起草法律的，长期担任法律委员会的主任，他退休前找了王家福，找了我……一共找了七八位专家，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到1984年，大家正在进行民法典起草工作，彭真意见是不搞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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