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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制度的新动向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5年8月24日 北京走私辩护律师  

刘桂明导语: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已经36年了,可谓弹指一挥间。从1980年的《律师暂行条例》到1996年的《律师法》乃至2007年的《律师法》修订,尤其是1993年的律师制度“重中之重”的突破性改革,期间所经历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可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但是,不管如何,中国律师已经站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这36年,为改革开放,为依法治国,为公平正义,中国律师当然成果丰硕,成就斐然。但是,中国律师曾经面临的问题,曾经面对的困惑,同样一言难尽,有时甚至是一声叹息。原因既有自身的,也有外在的。如何解决怎样解惑

现在,中央表态了,高层说话了,那就意味着中国律师制度将有新动向、新政策、新机遇。具体如何,让我们共同期待  

从这这三篇报道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律师的好消息已经近在眼前了。

习近平: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公正司法从何而来

2015年08月19日08:01 来源:澎湃网

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习近平这样定义律师的地位。

律师执业也成为此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律师工作、律师队伍建设和律师行业党的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在习近平看来,律师关涉司法公正的实现,“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公正司法从何而来呢”。而有的律师充当司法掮客,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因此必须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关系。

消灭无律师县

2013年2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要求,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

在习近平看来,律师的存在事关司法公正的实现。他说,如果群众有了司法需求,需要打官司,一没有钱去打,二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公正司法从何而来呢

据悉,截至2013年7月,全国共有174个县没有律师,其中既无律师事务所又无律师的132个,有律师事务所而无律师的42个,涉及15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外,还有92个县(市、区)只有1名律师。

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协迅速采取了行动,2013年7月,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的意见》。

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多措并举,组织规模较大、社会形象好的律师事务所到无律师县设分所,指导无律师县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创造条件组建国资律师事务所,选派优秀律师到有律所的无律师县志愿执业。

至2014年6月初,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全部解决,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县域的全覆盖。

杜绝司法掮客

对于律师和司法人员的不当接触,习近平深恶痛绝。

早在2010年1月,习近平在视察德恒律师事务所时就强调,律师行业要进一步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引导广大律师端正执业理念,促进律师行风进一步好转,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2014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再次对这一问题严厉斥责:一些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相互勾结,充当“司法掮客”,老百姓说是“大盖帽,

两头翘,吃了被告吃原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一年后,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制度性规定就迅速出台。

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会议指出,要坚持从严管理,完善预防措施,加大监督力度,不断完善司法行为规范,优化司法环境。广大司法人员要做公正司法的实践者和维护者,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发挥律师协会自律作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强化准入、退出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

律师顾问队伍

据《南方周末》报道,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曾专门为四套领导班子配备律师顾问团,陪同下乡接访。

彼时,习近平下乡“钻矛盾窝”时,也多次都有律师陪同。在接访时,“虽然他是法学博士,但遇到不懂的,他仍会很直接问我们。”一位多次陪同习近平下乡的杭州律师回忆说。

这一做法,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上升为国家政策予以推广。

2014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促进依法办事,防范法律风险。

明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理顺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转变思路,发挥律师在司法公正中的重要作用 

2015年08月19日14:45 来源:法制日报 新华社记者 罗沙

作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律师的依法执业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如何充分保障律师权利,让律师成为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我国政法机关正在作出不懈努力。 

转变思路,发挥律师在司法公正中的重要作用 

“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程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生前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法官和律师群体之间不应存在的隔阂,曾经是困扰他多年的难题。

尊重并不仅是口号。2010年1月,在邹碧华担任院长的上海长宁区法院,旨在促进法官和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良性互动的文件出台实施。邹碧华的努力,正是我国从上到下转变思路,着力保障律师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个缩影。 

从发展律师等法律服务业,到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再到建立包括律师在内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对律师事业改革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机关要尊重律师执业权利,着力构建新型检律关系。据统计,201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接待辩护律师侦查期间会见申请2200余次、阅卷申请近11万次,对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的阻碍其行使诉讼权利情形向有关部门提出纠正400余件。 

2014年12月,安徽在全国率先建立省委法律顾问制度,5位省委法律顾问中就包括一名律师。 

“在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中,律师有许多明显优势。”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说。

2015年7月以来,设立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的“律师志愿服务岗”吸引了深圳当地不少律师。这个服务岗每周一、二、四、五由两位志愿律师全天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包括法律专业咨询,指导准备诉讼材料,填写相应表格等服务,同时协助做好对来访群众的释法说理、息诉罢访工作。 

人们注意到,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的两高报告中,律师所占篇幅不小。“今年的两高报告更加重视律师的作用,重视证据、事实、庭审调查、律师的辩护,为律师阅卷、会见当事人提供了条件,这些都为杜绝冤错案从根子上找到了办法。”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说。 

建立机制,充分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近年来,随着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律师法的先后修改实施,律师在诉讼中的职能定位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但一段时期来,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纷纷出现,建立一套能够充分保障律师权利的机制刻不容缓。  

2014年底,最高检下发规定,从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权等方面提出了相应要求,着重解决律师反映的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难题。

“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既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准确查明犯罪事实,也有利于增大司法活动的透明度,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指出,要切实保障律师依法履职,保障律师查询立案信息、查阅相关材料等权利,律师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当面陈述辩护意见。  

在司法改革试点地区上海市,司法局、市律协、市检察院、市检察官协会建立起四方联席会议制度,并与市高院建立定期会议机制。律师“一卡通”平台开通,实现律师会见网上预约、申请查抄案卷、申请立案等在线自助办理。 

针对律师会见预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公安部监管局2015年6月下发通知,要求全国看守所严格依法办理律师会见手续。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办理律师会见,看守所不得擅自违法增加会见手续,不得要求律师出示身份证、不得要求律师必须二人才能会见等。  

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民事法律援助律师所提供的代理的意见,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所提供的辩护的意见90%都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采纳。我国近日出台的《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法院、看守所里,值班律师可以直接解答当事人的咨询,帮助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可以在侦查起诉阶段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  

良性互动,构筑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 

作为山东政法机关推动构筑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项举措,选派律师到政法机关和国有企业挂职的初衷是开拓律师眼界、促进政法机关与律师队伍平等交流。“应该说一种理解正在慢慢形成,希望挂职可以影响到政法人员思维方式,尊重律师,共同推动法治进步。”一名挂职的律师说。 

许多法律界人士认为,律师与政法干警特别是法官、检察官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他们之间不是简单的诉辩关系,更不是简单的对抗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检察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聚焦作风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共同履行好法律职业共同体职责使命。  

2015年4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台规定,助力法官与律师相互尊重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除了为律师参加辩护代理等诉讼活动提供便利,还在诉讼以外采用明确规定的形式畅通律师与法官工作联系渠道。  

“今后将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办法,同时,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为建立法律共同体搭建制度平台。”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为公平正义的法治中国护航

2015年08月20日06:42 来源:法制日报 新华社记者 白阳  

健全的法治社会,需要律师的保驾护航。198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国律师制度得到恢复重建。35年过去,中国律师事业与改革开放同步,见证着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切合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呼唤。  

健全法律法规,优化执业环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十几年来,我国律师总人数从2002年的13.7万发展到如今的27万,连续7年以10%的速度增长。  

作为中国特色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律师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从专职律师到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军队律师等多种类型律师,从一般律师事务所到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等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和执业律师上千人的规模化、国际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业务在不断细分,规模在不断发展。  

2007年,律师法在实施11年后首次修订,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执业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对我国律师制度做出了进一步完善。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2008年以来,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先后制定出台了30多件覆盖律师业务各领域、执业活动各环节的部颁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行业规范,标志着一个以律师法为核心,相关规章文件为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律师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快车道 

为破解“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刑事辩护“三难”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法机关密集发声保障律师执业权 

——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落实律师在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针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安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框架意见提出,完善侦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工作制度;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三类案件,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外,其他案件律师只要持律师执业证书等“三证”就能会见。

推动公平正义,护航法治建设

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必定拥有人人尊法尚法的法治氛围。而司法的公信力,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司法实践之中。

2008年9月,呼格吉勒图案再审代理律师苗立向最高人民法院书面建议尽快提审或者委托异地法院再审此案。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蒙冤19年的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广大律师不仅通过诉讼活动保证司法公正,更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直接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

2011年5月,为推动“醉驾入刑”而奔走两年的四川律师施杰欣慰地看到,他1年前向全国政协提交的《关于增加危险驾驶罪的建议》提案,在本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中终于成为现实。

“醉驾入刑”之前,我国刑法仅有处罚偏轻的“交通肇事罪”,醉驾、超速驾驶等行为不构成犯罪。2009年,施杰在代理一起醉驾致死案件中发现这个法律漏洞后,经过大量调查,于2010年“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该提案。

“醉驾入刑”形成了强大威慑力。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半年后,全国酒驾下降近五成。“作为一名律师,当法律规定和现实需求存在差异时,必须努力推动法律的进程。”当选为2011年法治人物的施杰说。 

劳动合同法、物权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近年来,多部法律法规的立法、修订,都凝结着律师界的专业意见和建议。2006年,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30多万字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  

服务国家战略,助力经济发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的中国掀起一股“创业热”。而素有“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之称的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早在4年前便在北京律协主导下成立了法律服务团,致力于为中关村示范区建设营造优良的法治环境。服务团一方面为中关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合同管理及“新三板”上市等法律服务,一方面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法律建议、法律咨询。2013年,法律服务团调研形成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方案》被列入海淀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各地律师积极行动起来,有的在沿线国家开设分支机构,有的成立“一带一路战略关注组”,还有的致力于沿线国家地区的法律合作,为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广西律协陆续与越南、柬埔寨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并协助在东南亚投资的企业处理涉外法律纠纷;新疆律协以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及西部律师论坛为契机,引导律师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随时面临着国际规则的考验。许多中国律师凭借对世贸组织规则的深刻理解和过硬的国际法律功底,在“双反”领域据理力争,突破了许多国家的“贸易壁垒”,成功为中国企业挽回了巨额损失。 

强化法律援助,创新社会管理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论述,为进一步深化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作用指明了前景。 

2004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法律援助覆盖面迅速扩大,许多农民工欠薪、残疾人就业、老年人养老问题借助法律援助得以成功解决。  

“没花一分钱律师就把案情分析清楚了,还给我指了条法律认可的明路,我心里敞亮多了!”2015年5月,一位在北京市民政局信访大厅接受了律师义务咨询服务的上访人高兴地对记者说。  

针对上访群众普遍“信访不信法”的问题,2013年,北京市民政局让律师进入信访大厅“坐堂接访”,帮助信访者剖析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引导信访群众通过法律渠道依法处理相关问题,取得良好效果。  

近年来,北京律协共组织3000余名律师在新农村建设、拆迁改造等重点工作提供法律服务;7000余名律师参与到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之中;3000余名律师参与涉法涉诉调处工作,为化解社会矛盾起到积极作用。 

公平的社会离不开均等的公共服务。2009年起,司法部、全国律协等部门启动“1+1”法律援助志愿者和“同心·律师服务团”行动,选派优秀律师到中西部到律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提供服务。截至2014年6月初,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已全部解决  

“律师既熟悉现行法律法规、司法程序、司法实践,又广泛扎根于社会生活,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职业优势。”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如是说。 

律师业是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缩影,衡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35年来,广大中国律师身体力行地传播法律,实践法律,让法治的种子在中国遍地生根。有理由相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要力量的中国律师业将迎来发展黄金期,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更大影响力。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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